中国光伏产业开始步入结构和市场调整期

（3）作为义务是制定抽象规范的义务还是实施法律规范作出具体决定或采取具体行动的义务？广义的作为义务，当然包括制定抽象规范的义务和实施法律规范作出具体决定或采取具体行动的义务。

其中的关键在于合理厘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这样的问题关系到了国家基本的政治运作，因此需要一个良好的设计[16]。我们同时也会对百年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而感慨万千。

所以归根结底，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是我国在20世纪初探索地方自治失败的症结。时至今日，我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发展的时期。立宪其实并不是灵芝仙草，可以随时发挥药到病除，起死回生的作用。即使如此，也难免会发生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相互重合与侵入，每每遇上这种情况，就需要有一个权威部门予以界定。对于清朝灭亡以后的民国政府而言，民智未开状况也并没有得到什么根本改善，所以有鉴于此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纲领》中才设计了一个训政阶段，来教育人民学会行使民主自由权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

至1932年底全省已完成县自治区域划分的只有江苏、浙江、安徽、河北、贵州、察哈尔、绥远等7省，仅占全国28省的25%。官僚阶层在什么情况下会站在立宪的对立面呢？应该是在官僚阶层不腐败就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另一方面，提高行政效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选择规定哪些种类行政行为直接确定了该国行政程序法典调整对象的范围。其缺点则在于由于有些程序制度适用于多种行政行为，势必造成立法的重复。逻辑上先有程序运行、后产生结果。其中，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是其规范的重点。

由于行政指导采用说服、教育、建议等非强力手段达到行政管理目的，被称为柔性执法，目前特别受到执法部门的注意。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以在统一法典或者其上位法的规定框架内，对适用于部门、地区的具体规则作出规定。

一方面，追求程序的公正，保护公民的程序权利，在某一阶段上看给行政机关设置了程序障碍，对行政程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公正的程序规则可以维持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24]。事实上内部行政程序的规范在我国地方立法中是一项重点内容。[10] 参见翁岳生：《行政程序法发展之展望》，载《海峡两岸首届行政法学术研讨会——行政程序法论文集》，1998年5月编，第9页。参见宋雅芳：《论行政规划确定程序中的参与机制》，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 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9页。在全国人大法工委曾经修改形成的唯一一次草案中删除了实体内容，集中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上，是所谓小法。人们也许无法确知什么是正义，但人们能够确知什么是非正义。应松年：《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规划》，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第二，在行政程序领域解读程序公正需要结合程序指向的对象行政权力来进行。西班牙《行政程序法》第六编关于行政程序的总规定，以程序的发展为线分为五章，分别是程序的开始、程序的安排、程序的审理、程序的结束和执行。

3.中国未来立法的选择：外部与内部并存型内部行政程序虽然不直接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间接产生影响。这是由行政程序法数量繁多的特性所决定的。

当今社会，无论中外，行政权力空前强大，一国如果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行政权力规范机制，法治的实现无从谈起，公民权利的保障难以实现。其中以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最为完备，该法第三章为行政处分，共计19条系统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定义、成立、附款、效力(生效、无效、转换、撤销、废止和补正)等内容。默示批准指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答复的，视为批准其申请。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突破了程序法的名称限制，在法典中规定了行政行为的效力、行政合同等实体内容，部分实现了行政法法典化的理想。(四)中国行政程序法典的目标模式1.目标模式的划分标准目标模式是指立法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对行政程序法固有属性的认识所预先设计的关于行政程序法体系和内容的理想结果。[3]该法第1条规定，行政行为应当力求达到法律确立的目标，并遵循由本法及其它规范行政程序的法规所确定的经济、效率和公开的原则。

行政机关非民意代表机关，由其制定规则，应当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以防止规则制定机关谋取部门利益，并保护利益将受影响的各类主体。从保护公民权利角度而言，行政程序的设计应尽量司法化，而从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而言，行政程序的设计应力求简单、迅速，赋予行政机关较强的主动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完满的解决，有学者也正是基于此认为公正与效率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只能或选择效率模式，或选择公正模式[27]。

1.程序型程序型指在行政程序法中仅有程序规定，不包括实体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为因前述之要求，于个别行政领域中作修正尚有不足，实有必要以制定共通、明确的法律确保公正、透明的行政程序，以确保我国行政的信赖。此种表述与行政法的立法宗旨是相同的，并没有揭示出行政程序法的直接立法目的。

这与日本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背景直接相关。第三部分：行政程序此部分包括四章，规定了各类行政行为共同遵循的程序规则，包括程序的一般原则、资讯权、通知及期间、程序的进行等内容。所以，一个国家的目标模式或因侧重保护公民权利形成权利模式，或因侧重效率形成效率模式，不应认为同时追求双重目标就成了混合模式。让利益受影响主体参与到行政过程中来在公共决策领域尤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者在行政法法典化的尝试过程中，受法律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启示，将行政法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分别予以法典化。因此，不能采纳刑法、民法等实体法的架构形式;行政程序法也不同于诉讼法，尽管主要是程序法，但又包括实体法，因此不能采纳与诉讼法相同的架构体系。

[8] 转引自前引④，第92页。因此，其行政程序法删除了行政立法、行政计划与行政合同等的内容，仅对处分和行政指导、申报作了规定，内容基本为程序规定，分别规定了对申请所为的处分、不利益处分和行政指导的程序。

知情权的权利主体是公民和组织，义务主体是政府等公权力行使者，其内容包括知道、获得政府信息，以及对错误信息请求更正等。第二部分：主体此部分包括两章，规定了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

其他法律关于行政程序的规定不得与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相抵触，但是可以根据需要作具体或补充规定。基本上也完成了行政立法程序。2004年11月23日，在北京运河苑举行的行政立法研究组向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正式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会议上，与会代表再次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参见[美]马库斯.克里帕茨：《全球经济与地方政治：李普哈特的共识民主和包容政治》，付平编译，载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对实践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两类行政管理行为的程序作出规定，但其他种类行政行为尚欠缺程序规定。德国1976年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则对行政行为的效力等内容作出详尽规定，以其内容的完备，使实体与程序并存型立法形成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相对的另一种立法模式。

生效法律中规定参照适用根据本条第1款被废止的条款的，参照本法典的对应条款。效率模式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模式。

[44] 迄今，不仅不同学者提出了数种架构方案，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先后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框架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专家意见稿)》在立法架构上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因此，可以说中国在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应当尽早踏上征程!【注释】[1] [法]勒.达维：《法国行政法和英国行政法》，高鸿钧译，载《法学译丛》1984年第4期，第27页。